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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乡村银行家对人权的启示——拒绝冷漠(读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有感)

来源:张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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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31

张万彬(大连理工大学法律系法学教师)

  

 

  提起孟加拉这个国家,我们往往会不由自主的想起战争和灾难。孟加拉在历史上曾经属于古印度,在二战之末还依然和现在的巴基斯坦一样同属于英国殖民下的印度。后来,英国因世界形势的变化在二战后放弃了印度,但在离开时出于侵略者的惯有思维阴谋肢解了这个国家,这个阴谋的主要内容就是至今还常有人提及的“蒙巴顿方案”。圣雄甘地为了使印巴不分离,最终甘愿以死亡来劝告印巴人民,但是在英国的旁视下,国内的躁动还是最终导致了印度的分裂。印巴分治不但削弱了印度,引发了宗教冲突和民族灾难,使得本是崇尚和平的国家陷入了血与火的挣扎,而且也进一步割断了这一地区经济上的相互联系,既迫使巴基斯坦要面对东巴和西巴相距近2000公里的荒唐国土构成,又导致了东巴和西巴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东巴虽然只占巴基斯坦面积不足20%,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就已经达到了7000万,远远超过了西巴的4500万的数量。因为东巴经济和人口的优势没有在政治上得以体现,所以东巴和西巴的矛盾日益加深,尽管这一矛盾是穆斯林教徒的内部冲突,但根源却是不可克服的东巴和西巴地理环境的距离和民族文化的差异。由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在国家分裂过程中的种种积怨,印度最终借东西巴内部矛盾爆发的时机发动了第三次印巴战争,最后在政治上肢解了巴基斯坦,使得东巴脱离西巴成立了孟加拉国。

 

  孟加拉自1971年独立以来,就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同时也最为穷困的国家之一。孟加拉的贫穷世界闻名,自建国以来,40%的政府收入和50%的外汇来自国际援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孟加拉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为608亿美元,考虑其1.52亿的人口数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400美元,属于极度贫困的国家。

 

  孟加拉的贫困有多种原因。首先,孟加拉地理环境恶劣(北部位于喜玛拉雅山南坡,南部濒临孟加拉湾,处于南亚次大陆东北部的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上,境内河流交织、土质疏松),易受亚洲季风气候的影响,飓风和洪灾频繁而严重,加之孟加拉工业不发达,国内大部分劳动力从事农业,自然灾害便成其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其次,孟加拉在近代战争频仍,建国后虽知邻国关系至关重要但又颇为棘手,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难以持续维持,国际交流和合作不能有序进行。再次,孟加拉政局动荡不安,政党纷争未能合理抑制,官员贪腐成风,国内秩序混乱无章,挫伤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破坏了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行。最后,孟加拉地处中印两大国的夹缝之间,力量单薄,但其又未能如东盟十国那样携手彼此联合,致使自身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更显薄弱,同时,又因其在产业构成上与周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地区性重合,未形成自身的特色性优势,所以经济处境愈发显得被动。

 

  就在这样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已经实际上被边缘化的落后小国,却产生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和他的格莱珉银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许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荣誉的伟大和获奖者国家的低微如此鲜明对比的事例,所以可以理解孟加拉投资局主席Mahmudur Rahman先生的如下言词:“尤努斯获诺贝尔和平奖是孟加拉独立以来最大的喜讯。”

 

  诺贝尔奖是当今世界最为引人关注的奖项,这一奖项对世界的影响力已经远远的超出了奖励本身。在这个荣誉与利益紧密相联的世界,如此沉重的奖项颁给一个具有落后的南亚小国的国籍的人本身就显得很有意味。尤努斯博士是经济学的教授,我们可以从他的成功中体会到,他对经济的理解其实已经极为深刻,甚至使其足以突破功利的遮避并远远的超出时代的局限,但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因对经济学的卓著贡献而获得经济学奖;尤努斯博士一直反对对穷人的施舍,没有任何我们司空见惯的捐献性的慈善作秀,放贷的利率也高于一般的放贷者,对借款人的拖延行为更是毫不纵容,这是明显的银行家的形象,很难让我们联系到无私和友善,但是却偏偏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们知道,尤努斯是很成功的,一方面,取得了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孟加拉的大学里任经济学教授,拥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他的格莱珉银行已经经过了30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经营业绩,为尤努斯积聚了可观的财富。这样一个人,一个处处顺利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触发人们同情的成功者,怎么竟会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呢?

 

  并不慷慨的银行家赢得诺贝尔和平奖,难道是诺贝尔奖的又一丑闻吗?随着诺贝尔奖影响力的日益膨胀,不可否认,许多人会涉嫌炒作和干涉,进而影响诺贝尔奖的评选结果。当然,如若这一奖项落入美国和欧洲国家,我们是可以在未经考察之时就怀疑它的公正性的,但是,事实上这一奖项颁给了孟加拉的尤努斯,恐怕再挑剔的人都难以对评选的程序问题加以怀疑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尤努斯获奖?换句话说,尤努斯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可以使其无愧于诺贝尔和平奖的至重分量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又重新阅读了尤努斯的著作《穷人的银行家》,并认真的搜集有关他及他的乡村银行的资料。正如《穷人的银行家》的译者,也就是曾经在中国商界叱吒风云多年的吴士宏女士所言,读完后“充满激动和崇拜”,“我从未这么崇拜过一个人!这个人太棒了!”当然,这样的话出于吴士宏这样一位曾经起伏无数、饱尝世间百味的人口中自是更具一番韵味。在读书的过程中,我渐渐的感到自己已经不能再将读书的过程看成纯粹的知识汲取了,因为知识的汲取可以轻松,允许批判,而我却越来越感到自己面对的东西是如此的庄严,决然的不容亵渎。

 

  金钱的交易怎么可以淡看功利?经营的试探怎么会是扣问人性?我惊诧于自己的发现,继续阅读下去,深沉的思索,便又更惊诧于自己的叛变——竟然已经接受了先前曾经断然不予接受的判断。

 

  尤努斯与其说是一个银行家,一个经济学家,不如说是一位哲人,一位思想的解构者,一位在世俗的社会依靠世俗的方法揭示和蕴造不朽的圣者。记得台湾音乐人罗大佑曾经谱写过的一首歌《现象七十二变》,歌词很后现代,但在简单的韵律中刻画了现代人的匆匆忙忙、感情冷漠,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曲,觉得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尽管每个人都非常自主,但却宿命的会在历史的潮流中随波浮沉,尽管所有的个体都在尽力维护自我,却仍将身不由己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迷失落寞。现代化的进程给我们提供了纷繁的选择,但纷繁的色彩掩盖了世间曾经黑白时代的纯真,过多的选择侵蚀了原本坚定的固守和原则。因此,一定意义而言,时刻发生的巨量现代化创造也同时正在不断的遮避着我们的视线,钝化着我们的精神。于是,这个时代迫切需要圣者。

 

  尤努斯本可以做一名生活的旁观者,本可以凭借自己的资历和学识专注于学院式的经济学教育,就像芸芸众生的惯常样子,或许尤努斯这样走下去更加稳妥。但是,这个世界毕竟不是简单的规律就可以总结,真实经济的运行也不是数学公式的简单演绎,在看到现代化的冰冷逻辑驯服了所有的道德和思想之时,尤努斯感觉到了自己的责任,即用事实去提醒人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个人和社会究竟是什么关系。他提醒我们,这个被机械所覆盖的世界的运行并不一定是服从于机械的规律的,我们在看到世间的苦难之时也不是可以无视自身的道义责任的。

 

  我想,尤努斯之所以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是有如下几个原因的:一,尤努斯通过自身的思考和摸索,创立了对贫困人借贷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这一成功最大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的商业性,因为只有在商业上的运营成功才能够为世界各地积极借鉴,进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二,尤努斯的乡村银行的运营成功不但具有经济实效,而且具有一种经济学上的革命意义,因为对穷人放贷、对女人放贷、无担保小额放贷本就是社会放贷的禁忌,这一出人意料的成功应该引起我们思考,是不是传统经济学简单的定义人性、抛开对人性的尊重和提升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三,尤努斯通过自己运营乡村银行的成功,告诉我们穷人是值得信赖和尊敬的,在一定意义上看,贫困不过是人为设计的陷阱,并且既然贫困是可以通过制度的改良加以克服的,那么各国政府就应该正视自己的责任,而不是继续维护那些经济学上本是虚构的堂皇借口。

 

  其实,现代化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产生了人人可觉甚至可视的冷漠。但可悲的是,世人大多对这种冷漠已经麻木迟钝、习以为常,并在貌似真理的众多的理由下相信这种冷漠是应该容忍的,是不可以在理性的限度下加以消除的。尤努斯的最伟大之处也正在于他有热情和智慧揭示这一冷漠的存在,并敢于痛快淋漓的当众揭穿为冷漠辩护的各个理由的虚假和伪善。

 

  孟加拉的贫困是一种落后的物质贫困,在这个贫困的国家穷人生活窘迫,朝不保夕,然而,尤努斯的乡村银行能够创立并成功至少说明了这个国家制度的包容、国民精神上的富足。反观我们国家,现代文明创造的物质财富令整个世界都瞠目震惊,富有的人数量庞大,一个个名车豪宅,极尽奢华,但却不能在制度内容纳真正福利于贫民的乡村银行,不能不让我们反思我们国民精神的穷困和制度的贫乏。

 

  在我国的农村,数以亿计的穷人将自己辛劳换来的零星积蓄储存在金融机构,但是这些金融机构却急功近利的将这笔钱投向资金堆积的城市,造成不动产市场的虚假繁荣,引发明显的物价上升和通货膨胀,隐蔽的抢夺和削减老百姓本就日渐稀薄的钱财。同样是这些穷人,在付出的同时却得不到丝毫的回报,甚至怜悯,金融机构只对他们中的存钱者敞开大门,而拒绝几乎所有的融资要求。国家在做什么?政府的责任何在?为什么资本市场的敞开似乎只是为了众多的国有企业的融资便利,尤其是央企;为什么明明政府已经意识到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危险还依然继续推进国有银行的海外融资;为什么国家总是强调国家的产业安全、金融安全而忽视社会弱者的经济状况和生活压力?

 

  面对这些问题,也面对我国越发明显的城乡差距,两极分化,我们应该深刻反思,更应该提醒政府:政府忽视穷人的利益是有违人权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某种角度看,社会中民众的普遍贫困和国家财富的畸形膨胀本身就是制度扭曲的结果,就像麦金农的金融抑制原理所警示的,更像尤努斯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所诉说的:“贫困是人为造成的,穷人并不是造成贫困的原因,贫困是由机制造成的,是由社会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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