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辉庆

雨一直下——刘星与《西窗法雨》[①]

“实现法治、追求民主”是中华民族上百年一直艰辛探索和努力奋斗的目标。1840年前后，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破坏了领土完整，攫取了治外法权，同时也震醒了昏睡中的东亚雄狮。于是，我们开始被迫“维新变法”，开始“西学东渐”，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 开始修法立宪，揭开了法治历程的序幕。然而，从一个封建等级森严、人治传统根深蒂固的农耕社会到一个自由、平等、公正的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变是一个曲折、艰苦的过程——直到今天，我们还任重道远！

在法治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日益提高和维权热情的空前高涨，愈发凸现了当今中国“法律饥渴”的现状。“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这首诗来形容刘星先生的《西窗法语》，再贴切也不过了。刘星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法学素养为国人开了一扇西窗，用思绪和笔尖牵出一道道细雨，寂静无声的下着——“开的是‘西窗’，下的是‘法雨’”。[②]如果说我们过去学习西方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那么今天借鉴、移植国外一些先进的法律制度则是我们理性的选择。毕竟，我们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法治的土壤很贫瘠，法制水平和国民法律意识都急待进一步提高。读刘星先生的《西窗法雨》，不仅是一种匮乏知识的摄取和春雨般的滋润，更是一种自省和鞭策。

“苏格拉底的慎重”[③]是西窗的第一场法雨，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对法律的神圣性、至上性和权威性的认可，并将其对法律的自觉认同通过自己的行动表现出来。这就是对法律的信仰！刘星先生向我们昭示：慎重对待法律，哪怕是认为不公正的法律。而这种慎重又依赖于我们每一个人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必须深入人心，才能得到尊重和遵守。民众是法治的主体和真正的动力，要想实现以法治国，就必须培养这种法律的信仰。《西窗法雨》中的大部分文章都以此宗旨展开：从“法治的假设前提”到“天生的、永恒的权利”，再到“法律的平等、公正”，直到“民众中的法”，无不是强调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基本前提。西方的法治建设，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直至现代，之所以得以延承，源于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而与之对比，中国法治进程之所以艰难曲折，最最根本的原因是培养形成法律信仰的艰巨性。我们按照现代法理和法典所建立起来的法制体系在实践中时常被虚置、规避、同质和滥用；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然而社会生活中的盗版、盗印现象却屡禁不止；日常生活中，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遵守交通红绿灯的民众寥寥无几；尽管我们强调法律至上，而老百姓却还是对“上访” 情有独钟；有些时候，我们按照现代的法治观念和制度设计的结果，却给民众带来“秋菊式的困惑”。[④]通过对中国社会现象的观察、反思，刘星先生甚至还忧虑地发现：连央视最受欢迎的《今日说法》节目，在某种程度上也忽略了民众说法的参予，而一昧是专家说法。这样容易导致“居高临下、忘却民主”，形成少数专家的话语权，难以做到“送法入心”，更不利于法律信仰的形成。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但法在我国大多人的心中还是一个可有可无或事不关己的范畴，法律在许多方面被当作“嘲笑的对象”，这在法治化的推进中是极其危险的。可见，在中国，法律信仰的树立不啻是一个新的思想上的万里长征。

现今，没有任何一个词的使用频率超过法治，也没有任何一个概念能够像法律这样可以触动每个人的神经，法学也已成为当下的显学。但一个简单的追问也许就让我们疑惑：法在哪里？于是我们就想：是在法典中？在书中？还是在法学家的口中？从《西窗法雨》中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身边、日常的故事隐藏着法律理论的潜流，法就在我们生活之中。西窗中的许多小故事通过一些“琐事”反映了法律的现实存在和深邃的法律理论。“政府旁边的法院”告诉我们法院的独立和法律公正的保障；“女人和男人一样”反映了法律发展的过程和平等的理念；“结婚前的考验期”，“再婚的等待期”也表明了法律对生活的回应与复制…… 所以刘星先生认为“法律理论最终可能正是人们对实践的姿态表达”。其实，从我们出生（甚至出生前）起，无论是否意识到，我们每天都在和法律打交道——买一支笔，签一份合约，申请资格，婚丧嫁娶，如此等等，都在实践着法律。正是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一言一行印证、影响、改变着法律，使法律得以不断的更新、发展。法律是在人类的历史中逐案发展的，是一个“发现问题、形成原则和巩固体系三者间的循环”。法律就在日常生活中，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善于发现和分辨，要“为权利而斗争”。“孙志刚事件”、“宝马彩票案”……无一不直接影响、改变了法治的进程。“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律而斗争”[⑤]，这样法律才能进步，法治才可实现。

法律只有恒久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这是我看完《西窗法雨》后最大的体会。“苏格拉底的慎重”要求人们慎重地对待法律（哪怕是认为不正当的法律），可“法律的缺陷与人的智慧”又鼓励人们去辨别“恶法非法”，然后再去“善良违法”。问题在于：当现实的法律摆在我们面前，而又隐隐约约感觉其有些不妥时，我们到底如何是好？法律能够体现正义、保护人民的权利，法律也同样会成为专制的手段、暴政的工具。怎样才能使法律恒久的保持其正义性，使之远离恶法呢？法律最终是由人制定，由人来实践，人们会对法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我们共同的标准在哪里？当我们毕其所学，试图来解答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时，我们却发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社会的丰富多彩孕育了法律，发展了法律——法律正是在这种多样的、不统一的社会中才得以屹立不倒；也正是这些不断涌现的问题才使法律得以吐故纳新，魅力不减。法律的发展分秒必争，知识更新是永远不变的要求。如果一个资深的律师或法官满足现状，沉湎于过去的知识，他很快就会发现：简单的新的法律问题，也会让他手足无措。永恒的只是问题，而不是答案。但我们不必沮丧，刘星先生认为“法是使我们生活得更好”，把握生活每一天，把握法治足迹的每一个闪光点，不断的思索，不断的追求，我们就可以做到与法律共舞！

记得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讲过，“法律是禅，悟到多深是多深” ，而《西窗法雨》正是引导我们不停、不断地去悟，去接近法律。期望刘星先生的“西窗”常开，“雨”一直下！

*余辉庆：中国人民大学2004级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

[①] 《西窗法雨》，刘星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2。“西窗法雨”曾在《南方周末》以专栏的形式连载。

[②] 见程文超教授为《西窗法雨》作的序言“小文论方圆”。

[③] 《西窗法雨》第1、2页。

[④] “中国法治现状与公民法律文化构建”，张学亮，《民主与法制》2003年6月。

[⑤] “法律的斗争”，转引自《民法总则》第7页，王泽鉴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

原载于《法苑》第13期